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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家昌回忆(二则)

2013-1-21 12:40:26 来源:聊城老促会 作者:毛家昌  文字大小: | 打印 | 关闭  浏览:17131人次

作者像

难忘的巧合

毛家昌

人的一生中,往往会发生一些巧合的事情,其中有悲欢离合,有酸甜苦辣。巧合不是故意为之,也不是命中注定。巧合不是必然而是偶然。

我这一辈子,和大哥有两个巧合,和妻兄有一个巧合。

我大哥毛希昌于1918年出生于原籍掖县(今莱州市),比我大十二岁,都是属马的。

大哥年青时在北京育文中学读书。父亲是商人,他要求大哥学习经商,迫于父命大哥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商学院。1952年北洋大学改名为天津大学。二十年后的1954年我考入天津大学。我俩成了前后校友。这是第一个巧合。

“七·七”事变爆发后,大哥弃学从戎,和大批平津流亡学生参加了抗日斗争,南下时来到聊城。大哥在当时中共鲁西特委领导下的政训处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南下,经上海等地,一路进行抗日活动,1938年秋,在长沙保卫战中壮烈牺牲,时年二十岁。大哥的幸存的一位战友(是同乡)回家给我家报信。当时地方抗日领导机构住在我家东院里,机构负责人马侠村(戏曲家马少波的父亲)提出要为大哥“接魂”(当地民间追悼形式),在家门上挂烈属光荣牌,我父亲害怕日寇扫荡时发现定会遭遇不测,只举行了简易的“接魂”仪式,没有挂光荣牌。

大哥的政治身份从未对家人说过,只知道大哥在外求学时,每逢寒假和暑假回到家中,经常邀请一些同村的青年朋友到我家东院里,大哥用留声机播放一些歌曲。有时我也前去,依稀记得,其中有“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义勇军进行曲》后来的国歌)、“大家一齐努力向前”(《大路》歌)等歌曲。后来知道,参加的青年中,有几人当时是地下共产党员。大哥在北京上学时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回家时带来不少进步书刊,其中有《新青年》杂志,因怕日寇来时发现,家人把书刊装入坛子里埋入地下,后来都腐烂了。大哥出走抗日前,曾对大伯父说:“告诉俺爹,不要再买房子买地啦,这些以后都不是自己的了。”

又是一个二十年后的1958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大哥战斗过的聊城工作,这是我和大哥的第二个巧合。

我的妻兄王式廓,是我国著名画家。他早年留学日本学习绘画。抗日战争爆发后,毅然回国参加抗日。1937年秋和我大哥前后脚也来到聊城,在中共鲁西特委政训处工作,曾任政训处聊城县服务员(负责人),和中共党员、革命家张郁光、姚第鸿等要好。他在聊城东关大街上画过多幅大型抗日宣传画。聊城陷落后,他南下到了武汉,后经郭沫若介绍到了延安,在鲁艺学院任教,曾当面给毛主席画过素描头像。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美术学院担任领导工作。他的代表作是反映土改的素描《血衣》(现存于军事博物馆)。为了按照上级的要求,把素描《血衣》改成油画,1973年他不顾身体有病,到河南省巩县搜集素材,一个月画了70多幅画稿,由于过度劳累,突发脑溢血,倒在画架旁。二十年后,我来到王式廓大哥进行抗日活动的聊城工作,又是一个巧合。

三个巧合使我感慨,使我难忘,不会湮灭在历史长河中。

我在聊城已经生活五十三年了,将青春年华献给了聊城水利事业而无悔。在三十多年前,我有机会到济南、青岛等地工作,家乡莱州市政府曾数次来信,提出优厚条件,希望我回去工作,一方面领导诚意挽留,另一方面对聊城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而安然在聊城工作和定居。我已是一个聊城籍莱州人了,为聊城的兴旺发达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写于二〇一一年孟秋)

 

家恨怎能忘

毛家昌

八十一年前,日本关东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从此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刻骨铭心,罄竹难书。

如今,日本政府又导演了一出对钓鱼岛实行所谓“国有化”的政治闹剧,妄图霸占我国领土。旧仇未忘,又添新怒,激发了我国上下无比愤慨,也勾引起我对日寇造成我家沉重灾难的沉痛回忆。

我的原籍是掖县(今莱州市)。到我爷爷那一辈,家境依然贫困。我父亲二十几岁(生于1887年)时,为谋生计,和众多乡人结伴,背朝西南离家园,乘船渡海闯关东。他先到了当时俄国(现俄罗斯)的海参崴(即符拉迪沃斯托克),在那里一个店里当学徒(我父亲到晚年还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后来到了哈尔滨,奋斗了十几年,开办了一家生产豆油的油坊。

我家遭到的灾难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天津上大学的我的大哥,毅然投笔从戎,和大批平津流亡学生一起走上抗日道路。大哥南下时,曾在聊城活动过,后辗转河南、上海等地,后洒血牺牲在长沙保卫战场上,为国捐躯。大哥生前曾经常给在哈尔滨的父亲写信,谈些抗日活动情况。一九四三年秋,日伪警察局从邮差那里知道了大哥参加了抗日工作,就将我父亲抓去进行审讯,经山东同乡会托人三天后暂时放回。为了怕再遭非难,父亲被迫抛家舍业,将家托人看管,只带了一些简单衣物和一小铁桶豆油,打算坐火车到大连后再乘船去青岛(之前,我母亲已带着其他家人回到了老家)。在大连上船时,日本人看到豆油桶,怀疑其中有违禁东西,就用铁钎将桶捅破,虽然没有发现问题,却以豆油是禁运物资为由,毒打了我父亲一顿,还罚了钱。上船后,父亲身上已无多少钱,幸好在船上逢到一位远房亲戚,借了点钱,才到达青岛。在那里,父亲早前和几位亲友共同创建了一个织布工厂和胶厂,在青岛暂时居住下来。父亲离开哈尔滨后,油坊被伪满当局没收了。全国解放后,父亲又回到了哈尔滨,重整旗鼓,和他人合伙开办了生产橡胶产品企业,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受到日本人的欺辱

少年时,我生活在时为伪满洲国的哈尔滨。读小学时,受的是日本奴化教育。每天上课时,读“满语”(即汉语)和日语。许多年幼小学生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学校里有一名日本教官,每周星期一早晨上课前,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上,他先指挥大家用日文唱日本国歌“君之代”,然后双手捧着日本天皇诏书,令大家用“满语”背诵。有一次大家背诵的声调不整齐,就叫全体学生蹲下,当时我们以为蹲下休息是好事,可是时间久了双腿非常难受,日本教官又不让站起来,实际上那是一种体罚。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战局紧张,日本教官通知每个学生在上衣里面缝上一块布条,注明姓名、性别、年龄、血型,以备抽血抢救伤员(我离开哈尔滨后,听说有的学生被抽了血),还不断组织师生进行防空演习。

小学校大门口门洞上方挂着日本天皇的大像片,老师和学生进门时都要鞠躬。有一次,我因进门匆忙忘了向天皇像片施礼,正巧被日本教官看到,他不由分说就踢了我一脚,罚我下跪。一位同学赶忙跑去向班主任孔老师报告,我是班长,她很喜欢我,偷偷把我领回教室。类似事情时有发生。

那个年代,有些日本孩子“狗仗人势”,经常欺负中国小孩。有一次,在上学路上,一个十六、七岁的日本男孩,牵着一条狗吓唬我,还用石头将我的头砸破,当时我只有十一、二岁无力反抗,之后,我们几个同学就结伴而行,互相保护。

后来我转到青岛上小学,在五年级暑假回老家探亲时,逢到日伪军下乡扫荡。家人都已出逃,我因为回家刚进门又是一个小学生没有走。几个日伪军闯入我家后,翻箱倒柜,抢了一些衣物,还要带我走。当时我母亲藏在后院,从窗户上看到后马上跑回家,给了他们一点钱才算了事。

国耻不能忘,家恨不能忘。以史为鉴,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坚决反对日本当局侵占我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

(写于“九一八”事变八十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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