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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敬与冀鲁豫边区的民主民生运动

2013-12-19 12:56:31 来源:聊城老促会 作者:丁龙嘉  文字大小: | 打印 | 关闭  浏览:15206人次

黄敬与冀鲁豫边区的民主民生运动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泰山学院改革发展史研究中心副主任

教授 丁龙嘉

今天的莘县,是由历史上的莘县、朝城、观城三县组成的。这是一片浸透革命先烈热血的土地,又是一片孕育红色文化的土地。当下,在这片热土上,莘县县委、政府同广大群众一起,正尽心尽力传承红色革命文化,创新红色改革文化,这次会议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我有幸于1983年至1991年的8年中,在以杨得志、段君毅为总顾问,赵健民为组长的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工作组的领导下,从事边区革命史的研究、编写工作;又于1997年至2000年的4个年头中,在段君毅、赵健民的领导下,参与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的筹建工作。在这12年间,我与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人一起治史,所收获的,不仅仅是在学求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做人方面。老一辈革命家那深遂的思想、高尚的品质、优良的作风,影响了并继续影响着我的人生。

下面谈谈我的一篇学求研究文章,题目《黄敬与冀鲁豫边区的民主民生运动》。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谈主要史实和观点。分三点谈。

一、边区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的背景和进程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创立了鲁西平原抗日根据地(1940年4月15日),冀鲁豫省委和之后的冀南区党委领导创立了冀鲁豫边平原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15日)。进入1941年,两根据地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抗日形势十分严峻。为了统一对敌斗争力量,坚持平原抗战,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并据中共同意,两根据地于1941年7月合并为新的冀鲁豫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就设在红庙一带。在此后一年多中,边区领导人努力探索转变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工作方针,打破被动局面,但终未能达到目的。

1942年6月30日,北方局发出《对目前冀鲁豫边区工作的指示》,指出“边区过去工作薄弱之处,是群众未曾较好地发动”,强调“发动群众是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开展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9月中旬,路过边区西返延安的刘少奇,批评边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不够,详尽地阐述了没有群众就没有根据地,群众工作必须依靠基本群众的道理。10月20日,北方局再次发出《对冀鲁豫区党委、军区工作的指示》,指出边区“基本群众未得到应有的民主民生利益,因此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程度,未得到应有的成绩”,强调巩固根据地的“中心一环是发动群众”,“党必须以全部力量进行这一工作,如群众不发动,则一切工作都无依靠”;决定调原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任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

历史已经证明,北方局和刘少奇的迭次批评是正确的。这里,我想指出一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各级领导人,对于发动群众和进行抗日的内在联系,并不是一开始都有清醒认识的。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八路军要在华北敌后坚持长期抗战并且取得胜利,就必须依靠自身战略、政策的正确和广大群众的支持。而要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须进行广泛且深入的动员和组织工作。而要动员和组织群众,就必须使群众得到实际利益和权力,且使这些利益和权力同抗日联系起来。而要使群众得到利益和权力,就必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对于这样一个正确的逻辑关系,虽然各级领导人的认识,在时间上有早有迟,在程度上有深有浅,但是在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边各个根据地,发动群众不够,带有普遍性。邓小平在1945年6月指出:“晋冀鲁豫区过去最沉痛的教训是在1940年、1941年没有真正执行中央1939年冬天关于群众工作的指示”,“这影响到我们根据地工作的深入和巩固的程度”。

黄敬到任后,立即进行了调查研究,接着主持召开了边区高干会议。他根据北方局和刘少奇的指示,结合自己调研的认识,作了题为《边区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的核心内容有三点,一是针对日伪会匪顽五鬼联合闹中原的局势,提出了拆散五鬼联合的策略方针;二是提出了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的中心任务;三是提出了开展高度分散的敌后游击战争,实行敌进我进战术,扭转对敌斗争被动局面的军事方针。与会人员通过深入讨论,在报告的基础上形成了共识。这个报告,是边区历史上的一篇经典文献。这次会议,是边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一次转折性会议。

在边区召开高干会议之时,区党委组织了500人的政民工作队在濮县、范县开展民主民生运动试点工作。民主民生运动的内容是,反贪污,查黑地,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增资,增佃;改造村政权,这实质是进行了政治、经济改革,削弱封建势力,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试点工作历时四五个月,之后,进行总结。接着在边区的中心区由点到面逐步展开民主民生运动。在1943年一年的运动中,农村的封建顽固势力受到了削弱,中间势力发生了分化,基本群众初步提高了觉悟并部分获得了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从而使共产党、八路军得到了多数群众的拥护,群众形容说:“送葬的掉了裤子,有哭的,有笑的,还是笑的多!”举两个例子加以对比:在1943年之前的反击日伪军“扫荡”中,曾出现过老百姓活埋八路军和抗日政府人员的事情。而在1943年秋季反“扫荡”中,老百姓为了不让日伪军把掠夺的粮食运走,就趁黑夜将沙子撒在粮食上,待日伪军撤走后,再把粮食筛出来送给八路军部队和抗日政府。

从1943年冬至1944年春,冀鲁豫分局指示将工作中心由民主民生运动转入农业生产,但是却受到了农民的冷淡。黄敬通过实地调查后,认为群众情绪消沉、表现冷淡,主要原因是在民主民生运动中,发动群众不放手,实行包办代替,束缚了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没有真正发动起群众来,结果工作队一撤离,群众工作陷入消沉,而此时不能容忍改革的顽固地主趁机反攻倒算。出现这种局面,对于干部来说,归根据结底是没有确立正确的群众点。不久,分局否定了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方针,决定继续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纠正“包办代替”,实行“大胆放手”,从群众切身利益和现有政治经验出发,将群众发动起来。以“包办代替”到“大胆放手”,这不只是个方法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个是否相信群众的观点的转变。在实行“大胆放手”的过程中,分局纠正了认为“大胆”就是“盲干”、“放手”就是“放任”的错误观点,以及严重伤害中农、过分打击富农、过重打击地主的“左”的错误倾向。

民主民生运动促使边区走出了低谷,1944年得到了极大发展,人口将近两千万,成为敌后最大抗日根据地。

二、黄敬领导运动的基本观点和邓小平指导运动的核心思想

黄敬在领导边区民主民生运动中的一些基本观点,至今值得我们思考。

关于根据地建设中的民主民生与抗日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在根据地建设上,应改善民生,开展民主,发动群众斗争,并使基本群众在各阶层中取得优势”,“只有把群众以切身的斗争中逐步提到民主斗争与抗日斗争中来,才能由下而上彻底改革政权,彻底实行民主;才能发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关于民主与民生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反贪污,查黑地、实行合理负担,表面上看是民生斗争,实际上是民主斗争,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政治斗争。但民主斗争不是为民主而民主,是为了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封建主义的剥削,结果还是经济利益,但不等于经济利益。”

关于民主民生运动中的包办代替问题,他指出,“群众工作的基本毛病是包办代替”,“包办代替,一层层障碍着我们,这样,结果是广大群众呼声上不来了” ;“自下而上,就是以群众中集中上来,自上而下,就是向群从坚持下去”;“真正深入的群众运动,应是群众大多数的自觉的运动”。

关于民主民生运动中出现包办代替的思想文化根源问题,他直指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文化。他说,这种思想文化“努力培养主与权、英雄与狗熊的双重人格”把每个人都当“英雄”,即主子,又把每个人都当狗熊,即“奴才”。他指出,在这种思想文化熏陶之下,封建官们队伍的成员有一个明显的标志:上谄下骄。对上司,是一个可怜的奴才。对下级,又是一个威严的主子。所以,往上看,服从一层比一层恭顺,统治也一层比一层“和平”;往下看,压迫一层比一层凶狠,痛苦也一层比一层沉重。他又指出,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现是迷信和武断,它造就各色各样的“英雄”偶像,让“奴才”迷信地崇拜着,有了这种迷信的崇拜,就可以使人们对新事物采取武断的拒绝。这种思想文化上的迷信和武断,造就了无数的“愚民”。众多的“愚民”顽固地保守着社会现状。于是,这个世界虽然是活的,但是人们的思想却死了。数千来,中国人民就生活在这死水一般的黑暗、贫困、愚昧的社会之中。(似鲁迅之深刻思想)。

关于如何打破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文化堡垒,解放群众思想问题,他指出:“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把这数千年来的反动的思想堡垒打开,把中国从黑暗中解放出来。”那么,什么是民主主义呢?他以最通俗的语言告诉人们,“一句话,就是用平等的精神来待人”,并坚定地说,“民主主义是一切胜利的保证”。

黄敬是呕心沥血领导敌后最大抗日根据地中这样一场引起社会剧烈变动的民主民生运动。这时,他虽然年富力强(1943年时30岁),但也身心疲惫,而积劳成疾,不得不于1945年初离职赴延安疗养。之后,宋任穷代理分局书记。这位在山东大学、北京大学读过书的党内精英,在边区的两年多中,以自己的思想和实践证明他是一位大写的共产党人!他不是站在群众之上的权贵者、群众之后的尾巴者、群众之外的冷漠者,也不是民粹主义的煽情者,而是站在群众之中之前,从群众现有政治水平出发,引导群众为实现眼前和长远利益而奋斗的献身者。对于这样一位浑身沾满黄河泥水的冀鲁豫边区人民的忠实的儿子,老区人民大众是不会忘记的!今年是平原分局成立70周年,也是分局书记黄敬诞生100周年、逝世55周年。我们在纪念分局成立之际,亦应该纪念这位杰出的党的高级干部。我想,这是所有了解和熟悉黄敬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1945年初,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冀鲁豫边区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于1月份两次发出指示。在23日的指示中,要求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下太行到平原,指导边区的民主民生运动。邓小平等于3月到达边区后,立即选择滑县、濮县和濮阳作为典型进行调查研究,之后于6月6日在分局群众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我称之为“六六讲话”。“六六讲话”的核心精神有三:第一,党领导群众进行民主民生运动的正确立场,是既要代表基本群众的利益,又要表达各个阶层的利益。第二,党邻导群众进行民主民生运动的正确观点,是既要相信群众的革命性,又不能迷信群众的自发性。第三,党领导群众进行民主民生运动的正确方法,是要站在群众之中之前,不要站在群从之上之外;要从群众中集中上来,又从群众中坚持下去。邓小平从立场、观点、方法上对边区民主民生运动的指导,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三、边区民主民生运动对党的群众路线成熟的历史性贡献

党的群众路线的历史表明,抗日战争时期是其成熟期。它的成熟,是包括冀鲁豫边区党组织在内的全党共同努力的结果。边区党组织领导的民主民生运动主要在三个方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自近代以来,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就是中国人民的追求。抗日战争时期,像边区直接以这两项追求冠名的群众运动尚不多见。边区开展的民主民生运动,不仅着眼于实现民主,改善民生,而且着眼于像黄敬所提出的造就“抗日公民”。根据政治与经济或相互糅杂或相互融合的实际情况,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协同进行,并着眼于人的解放与发展,这是边区民主民生运动时党的群众路线成熟的一大贡献。

(二)自近代以来,以民主主义战胜专制主义,就是中国人民的任务。抗日战争时期,像边区用民主主义精神对群众进行启蒙,反对封建专制主主义造就的“英雄主义”和“奴才主义”,开展民主民生运动,同样是不多见的。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文化的深度出发,以民主主义精神启发、唤醒群众,将民主民生运动造就成大多数群众自觉的运动,这是边区民主民生运动对党的群众路线成熟的又一大贡献。

(三)自中共二大提出“党的一切运动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以来,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为人民群众服务,就是中共的宗旨。抗日战争时期,像边区大力反对包办代替、提倡大胆放手地开展民主民生运动,更是不多见的。反对干部站在群众之上、之外、之后,要求干部站在群众之中之前,既与群众相结合,又引领群众前行,形成健康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促进根据地极大发展,这是边区民主民生运动时党的群众路线成熟的再一大贡献。

冀鲁豫边区的民主民生运动,虽然距今已经70年了,但它的基本观点、方法和经验,依然是“绿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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