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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教我干革命

我的抗日战争年代成长回忆

2015-9-6 16:14:50 来源:徐升之 作者:徐升之 徐立明  文字大小: | 打印 | 关闭  浏览:14741人次

童年的模样,秋千荡着时光;

被风吹的风筝,一直高高在天上;

竹蜻蜓在飞翔,蜡笔画出形状;

过家家的愿望,未来在梦中闪亮。

幸福住在心上;爸爸妈妈打造的天堂;

快乐的在成长,爱是温暖最美的太阳。

我的童年,你是否一样?

听着这动人的歌声,看着子孙们快乐的、无忧无虑、安逸的生活,不尽使人感慨万千。今天的幸福生活真是来之不易,她是用父辈的生命和无数革命先烈的热血换来的啊……每每想到这些,我的童年及少年艰难的成长历程就不断地展现在我眼前。

我叫徐升之, 1928年11月30日生于山东省博平县(现茌平县)徐河口村。这是一个在鲁西平原上很普通的村庄,虽然土地不是很肥沃,但百姓们祖祖辈辈在这里劳作、生息繁衍,过着简单而重复的生活。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打破了这里的宁静,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8年的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  

童年忆事

我的爷爷、奶奶生了七个儿子,一个女儿。我父亲徐宝珊是长子,我是长孙。祖上勤俭持家,善于经营,到了父亲这一辈,留下了村子里路北边20多间房子和路南边的20多间房子,父亲兄弟人多,当时全家祖孙四世同堂共有20多人住在一起。父亲与别人合伙在路南边开了个小油坊,还有近百亩的田地,这在当时也算是富裕的大家庭了。兵荒马乱,土匪横行,根本没有安稳的日子,尤其是日本大举入侵中国以后,日伪军经常到处烧杀抢劫掠、无恶不作。父亲就组织了队伍,从保家护院到抗日为国。父亲在三十年代中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教育领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我的全家人跟随着父亲,有8人在抗日战争时期陆续参加了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父亲变卖了家产,粮充饷,棉充衣,田地、牲畜换成了武器,倾家抗日。父亲徐宝珊先在范筑先抗日游击纵队第七团任团长,随后改编成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一二九师新编第八旅二十四团任团长。在“百团大战”中作战勇猛,战功卓著,被授予“抗日模范战斗团”的光荣称号,我父亲徐宝珊被誉为“百团大战英雄团长”。父亲和他的俩个弟弟,我的三叔徐宝壁和五叔徐宝珍先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壮烈牺牲,父亲牺牲时年仅34岁。
    记忆中的父亲个子不是很高,干起活来细致麻利、走起路来风风火火,黑黝黝的皮肤有几道与年龄不符的皱纹,那是持家操劳的印记;清瘦的面容,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上学不多,但很上进、懂事理事;话语不是很多,但说起话来落地有声;他在兄弟姐妹们和晚辈面前十分有威信,全家人都听他的,是我们全家人的顶梁柱、主心骨。家里大小事情都由他一手操办,他有兄长的风范,始终把一家人牢牢围护在一起;村子里的乡亲们有什么事,也愿意找他商量,他总是能说出个道理让人心服口服;他为人耿直仗义,顾全大局,在村子里很有号召力,乡亲们都十分敬重他。那时我还小,懵懵懂懂刚开始懂事,但有几件事情仍深刻在我的脑海中。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组织村民带队伍与土匪、伪军、日本鬼子斗争,在荏平、博平一带影响很大。他经常在外,很少回家,十天半月才能见到一次。我是长子,父亲很重视我,我们在一起时,他经常教育我,“要过上安稳的日子,就要拿起枪与土匪、伪军、日本鬼子斗争,消灭了他们,老百姓才会有好日子过”。有一次,父亲摸着我的头,说:“孩子,你现在还小,要多读书,这样才会懂道理,道理懂得多了,就知道怎样才能保家为国、让老百姓不受苦了”。 

那时候的日子真是苦啊,粮食不多,肉食根本就没有,炒菜用的油都是极少的,孩子们只有盼着过年,才能吃到放一点点肉的饺子。我们家有一个与别人合伙经营的榨油油坊,就在我家的路南边的院子里。有两个石头碾子,两个装黄豆的垛子,一个榨油的油槽。将豆子压偏上锅蒸,然后倒入油槽,两个人用大锤砸,油就从油槽的末端慢慢地渗出。临近过年的一天,我在油坊玩耍,一个老人家去买油,刚出门绊倒了,油罐子摔了,油撒了一地,老人家坐在地上,满脸充满了无助与懊恼。父亲看到后急忙又倒了一瓶油送到老人手中,说:“拿着,回去吧,给孩子们包饺子过年吧”,老人感激地走了。父亲对我说:“现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老百姓日子都很难,要相互关心互相帮助,共同渡过这困难的日子”。

父亲为了了解抗战局势买了一个小收音机,他在家时,经常能从中听到一些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报道和宣传抗日的主张。我常常问父亲,为什么日本鬼子要霸占我们国家,到处烧杀抢掠,让老百姓担惊受怕,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呢?父亲说:“现在政府无能,外敌入侵,国难当头,要组织起来打鬼子,我们才有出路啊”。我虽然听不太懂,但坚信父亲说的是对的。

一天晚上,我看到父亲和二叔,三叔悄悄地、神秘地去了家里存放杂物的一个小房间。昏暗的煤油灯下,三个人在说着什么,我充满好奇,悄悄地跟在他们后面,站在黑暗处偷偷地听着。我没听清楚他们说的什么,只隐约听到,“组织人,摸清情况,把它端了”,他们又商量了一会儿,最后把几张纸折叠起来塞到了墙缝里。第二天,我去了这个房间从墙缝中拿出这些纸,看到其中一张纸上面划了一张简单的地图,有公路、有一些圆圈和一些字,我只认识在一个大点的圆圈内写着40人。这事被我父亲发现了,他没有责怪我,只是把我拉到一边,严肃地对我说:“这个东西不能乱动,被小鬼子发现了会被杀头的。这个圆圈代表着日本鬼子的一个据点,里面有40多个鬼子,我们准备把它炸掉”。其它那几张纸是二叔和三叔参加共产党的材料,这是过了段时间二叔对我说的。当时我对父亲的敬意油然而生,似乎明白了,想要过好日子,就要主动去战斗,就必须赶走日本人。父亲他们就是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人。我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长大要学着父亲的样子,打日本鬼子为老百姓做事。也就是这一次,父亲深情的对我说:“打鬼子,救中国,宁死不当亡国奴”。

记得我11岁那年的秋天,父亲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经常袭击当地周围的日伪军驻地,给敌人以较大的打击。一次,在村子旁边的公路上,消灭了一个50多人的一个日伪军运输队,缴获了大量的军火还有许多大米、粮食和罐头。这一战役对日伪军当地驻军造成严重影响,日伪军气极败坏,博平城的日伪军与高唐的日伪军相互勾结,对我们的村子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全村的老百姓被赶走,挨家挨户疯狂抢掠。日伪军知道,伏击日伪军运输队的是我父亲带领的队伍,对我家进行了丧心病狂地破坏,能抢的抢完,抢不了的一把火点燃,我们家祖祖辈辈留下的四五十间房子倾刻变成了一片废墟。他们贴出告示,扬言要杀了徐宝珊全家,并悬赏2000大洋要我父亲的人头。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们全家人逃出虎口。日后父亲带我回去看了看被烧毁的房子,父亲看着满地废墟对周围的老百姓说:“日本鬼子烧了我们全家,但烧不掉我们抗日的决心。乡亲们都不要害怕伤心,等打完了小鬼子,我们再重新建设新家园”。为防止敌人追杀,我们全家改名隐姓,到处流浪。爷爷带着四叔和五叔去讨饭,奶奶带着六叔和七叔被安置在远离家乡的农村。我们兄妹三人改姓黄随母亲,自此踏上了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流亡生活。

流亡、躲避追杀的日子是惊恐和艰苦的。母亲黄步云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先到了母亲娘家白官屯,在那里不敢久住,又去了姨姥姥家常郭庄,历尽了艰辛。母亲是旧时代过来的人,脚被裏成了只有三、四寸长,带着我们天天四处奔走,是何等不易啊。一次鬼子扫荡,我们沿着土路一直往北跑,敌人后面追,我们前面跑,走了十几里地,母亲脚小,实在走不动了,母亲对我们说:“你们赶快跑吧,不要管我了”,我和弟弟、妹妹哭着搀扶着母亲,对母亲说:“就是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我们手拉着手、生死不离、艰难地走在逃难的路上。

中国之大,我们无立脚之地,居无定所、衣不遮体、食无定时,生活十分艰难,频繁游离于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我们全家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天天的惊慌。我们有时住在河堤下的草窝里,有时住在老百姓家的敞棚里(三面有墙,一面无墙、无门、无窗),夏天蚊虫盯咬,冬天大雪吹进脖子里,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猪狗吃饱了还有个温暖的窝,而我们只有挨饿和惊恐。母亲胆小,每当这时,总是把我们三个孩子搂抱在一起相互取瞹。跟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孩子们,不用怕,等你爸爸打完鬼子回来就好了”。母亲不识字,但很懂道理也很坚强,记忆中母亲对父亲的持家勤俭之策,为国抗日之举,从来没有过怨言。她经常和我们说:“你们的爸爸带队伍打鬼子走的是正道,只有打败日本了鬼子,我们才能不当亡国奴,才能回到自己的家,过安稳的日子,我们娘儿四个要躲好了,不能让你们父亲分心,让他安心打鬼子”。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深深种下了对日本鬼子仇恨的种子和渴望美好安定生活的嫩芽。

初识革命

我与当年9岁的妹妹徐文贞于1939年8月就加入了村里的少年儿童团,转眼我已经12岁了。父亲在带队伍的同时,接受了更多的中国共产党的进步思想,更坚定了倾家荡产打鬼子信念。一九三九年过了正月十五,院子里枯树上的天灯还没有摘下来,由于抗日作战的需要,队伍转移,我的二叔委托人用独轮车拉着我们娘四个去了东阿抗日根据地。母亲带着一个包袱坐在一边,妹妹徐文贞、弟弟徐浩之坐一边,我跟着走,走了七、八个小时,天黑才到了东阿父亲部队驻扎的地方,终于见到父亲了。这是我们一家短暂的,也是记忆中全家人在一起时间最长、最深刻、最幸福的一次团聚。在这七、八个月的团聚中,真切的感受到了至真至纯的父爱,并懂得了许多抗战的道理,初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以及中国将来的美好未来,接受了最初的共产主义教育。这些都奠定了后来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基础。在父亲身边的生活是惬意的、无忧无虑的,仿佛根据地的天空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在这里充满了阳光,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希望,满腔热忱随时就要迸发出来,使人们信心倍增。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人民和祖国,家乡美好的未来仿佛就在眼前。在这期间,我们兄妹三人和根据地的孩子们一样,在小学里学习了半年。这期间父亲给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我知道了这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穷苦的人民、为什么要拿起枪和日本鬼子斗争、为什么老百姓会受人欺侮,以及舍小家为大家、保卫国家、争取独立、捍卫民族尊严的道理,我也第一次知道了在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人民打鬼子。父亲跟我讲:“我们的抗日队伍是从老百姓中来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为了老百姓利益的,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小孩子们在一起要互相关心、相互照顾。你是军属,更要团结好小伙伴”。父亲有一次拍着我的肩膀说:“12岁了,是大人了,你的二叔、三叔和五叔都参加了革命,我们全家要跟着共产党,前赴后继打鬼子,把我们打没了,你们要接着打,直到解放全中国”。我的心激动极了,感到了作为中国人的责任和肩负的重任。父亲稍有空闲,总是把我拉到一边,有时轻言细雨,有时慷慨激昂,有时又是耐心细致的给我讲一些为人做事的道理,他说:“我和你的几个叔叔不仅参加了抗日革命,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我从父亲那里得到了许多关于怎样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和怎样才能不当亡国奴的训导。有一次,我在学校和其一个同学为了一个用石片做的写字石板发生了争执,小写字板摔破了,父亲知道后立刻又买了一个,带着我去那个同学家里蹬门道歉,同学的家长很是感动再三感谢。父亲对老百姓的感情是真挚的,在这种力量的感召下,根据地的百姓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人的出人,父亲的队伍不断壮大。父亲对他的战士们是十分爱护的,战士们的家中有了灾荒病死,他总是慷慨解囊,倾其所能,帮助他们共渡难关。有了伤员父亲总是让我母亲做些好吃的饭菜,不让我们吃,留给伤病员。他说,“伤员们更需要吃好吃饱,早日康复才能尽快的重返战场”所以他的部队特别能战斗,他所率领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新编第八旅二十四团,杀敌勇猛,屡立战功。1940年8月至9月参加了我党历史上著名的“百团大战”,作为主力突击队之一,在战斗中歼灭大批日伪军,为“百团大战”的胜利做出极大贡献。被刘伯承、邓小平誉为“抗战英雄模范团长”,被授予“抗战英雄模范团”的光荣称号。

美好的日子没过多久,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深入,半年后父亲又送我们去了济南。我们和母亲黄步云,与我奶奶郭氏、六叔徐宝珠和七叔徐宝琪住在了一起,为了隐蔽的需要,我改名随母姓,叫黄汉云。白天和弟弟、妹妹在东城根晨光小学读书,晚上帮助母亲糊纸盒养家糊口。受苦的孩子早当家,我与六叔、七叔年龄相仿都已挑起了养家重担,共同在艰苦的岁月里,承担着同龄孩子们没有的责任。由于在这里人口太多、太集中,出于安全的考虑,为了躲避日伪军的追杀,还是要分开。1940年初,二叔把我和六叔送到禹城投奔了翟光煜。这是父亲拜把子的兄弟,也是个青年抗日积极分子。翟光煜对我们家很好,常和母亲说,“这三个孩子是革命的种子,我们再苦再难也要保护好这些孩子们,他们是抗战胜利的希望”。在他的保护下我们全家相对安全地住了一段时间。

要为抗日干事情

1942年夏天,父亲通过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把我安排到抗日根据地被服局当“小鬼”(协助大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听接我的地下党员说,我父亲认为我已经12岁了,要开始为抗日做事情了。这个被服局是由一个老党员谷兴隆负责的,只有六、七台缝纫机,八、九个人的小作坊,我负责烧水、扫地,把半成品的服装送到老百姓家里缝扣眼、钉扣子。后来,抗战形势严峻,根据地缩小,被服局被迫疏散,我被党组织送到东阿县迟桥村迟南抗日高小读书。这期间与田纪云(原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田松涛等几个孩子,在迟衍钵家里吃住。迟衍钵是个共产党党员,后来他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党组织又把我送到冀鲁豫第六军分区宣传队。有一次,我提着石灰桶去写标语,那时农村没有学校,识字的不多,我从小跟着私塾学过一段时间,认识一些字。我一边歪歪扭扭在墙上写下“保卫国家,抗战到底”几个字,旁边的老百姓竖起拇指夸我了不起。那时心里真的好美啊,认为自己可以参加抗日工作了。我在宣传队里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一天深夜日本鬼子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后半夜正是人们最困的时候,部队得到敌情后立即悄悄转移,我年龄小睡得死,根本没听到。队伍走了一会儿发现我没跟上,派了战士骑着马回来找我,我这时还睡在老百姓家的炕上,战士一把把我拎到马上转身就跑,前脚刚走,就看见鬼子点着火把进了村子,敌人的模样都能看清楚,鬼子追着打了一阵枪,没有追上,我躲过一劫。

走上革命道路

1942年冬天,抗日战争到了最艰难也是最关键的时期,我与母亲以及弟弟徐浩之、妹妹徐文贞四人到了抗日军属工厂,为抗日队伍做衣服、织祙子、收购槐米染军装。抗日战火不断蔓延、越来越激烈残酷,不久军属工厂被冲散,我们娘儿四个在东阿县贾司黄庄隐藏了近两年。1942年冬至1943年冬是我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我的父亲牺牲在了抗日战场上;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当时我只有十三四岁,在贾司黄庄上小学时,我们的老师贾瑞灿是个思想进步的抗日青年。他在课堂上经常讲抗日的事情,告诉我们要心向和平、勇于斗争、争取民族的解放与独立,他是我很敬仰的人。一天一个陌生人与贾老师在窃窃私语商量着什么事情,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人也和老师一样,是个好人。突然一帮伪军冲进我们小学,这个人快步走进我们课堂,停在我的身后,我灵机一动悄悄地递给他一个课本,随即我大声朗读起来,班上的其他同学也跟着大声读了起来,伪军看了看这陌生人,以为是个老师领着学生读课文,没发现异常走了。后来我入党时他和我的入党介绍人迟衍钵找我谈过话。记得他问我,“当时为什么给他书本”,我说:“我想保护你,因为我觉得你们和我父亲以及贾老师是一样的,都是抗日的人”。他还问我,“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干事的,敌人发现了会被杀头,你怕不怕?”,我说:“不怕,我们全家都是抗日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可惜我只记住了他的音容笑貌,他叫什么名字至今也没能知道。迟衍钵对我说:“支部委员会讨论了你的入党情况,加入共产党要在思想上做好准备,要有随时为党献身的勇气和被敌人杀头的危险,还要有一辈子为老百姓做事的决心,入党还要履行组织手续”。我说:“我不怕,也不后悔,我们全家都参加了革命,都是共产党员,只有共产党的队伍才能赶走日本鬼子,才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就这样在铜城镇一个老乡家里,在我的入党介绍人迟衍钵和老师段振帮等几个党员见证下,我面对党旗庄严地宣誓,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时年我14岁,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入党后进入到冀鲁豫第四中学学习,这是党组织为培养抗日干部建立的学校。我16岁在四中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抗日中学一边学习一边与当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配合,担负着传递情报的任务。情报传递看似简单其实也充满了危险和未知,晚上要走十几里地到指定的地点,有时还要穿过封锁线或到敌占区送取情报。有一次,一个非常紧急的情报需要通过敌占区送到部队,我取到情报后立即赶往部队,碰到了日伪军盘查进出城的老百姓,查得很严,鞋都要脱下来看。我挎着装着蔬菜的篮子做掩护,看见这种情况,我灵机一动用细树枝在茄子上插了一个洞,把情报卷起来插进去,躲过了伪军的搜查。

1943年抗日战争取得了重要进展,在抗日队伍的持续打击下,日本鬼子撤出了东阿县城。我们到了平阴县,条件得到了改善,有了教室、黑板和桌椅,也有了语文、数学、地理、历史等课程。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五、六十人分头下乡包村搞减租减息,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参军支援前线。那时候我们的工作热情很高,几个乡村来回奔走,几天就穿破一双鞋。群众被发动起来了,各个村子都相继开展了土地革命,百姓们看到了希望,纷纷参军支援前线。打鬼子,保家园,救中国的革命热情不断深入人心。正当我满怀理想全身心地忘我开展抗日工作的时候,噩耗还是传来。1943年6月间,我从两个老师的交谈中听到我父亲牺牲的消息。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我决对不相信,我最敬慕的父亲怎么会牺牲呢,怀着忐忑不安又十分悲恸的心情回到家中问母亲。母亲其实已经知道了,她没有哭也没有掉泪。拉着我的手坚强的说:“是的,你爸爸是1942年5月25日,在一次与日本鬼子的战斗中牺牲了,你爸爸是为了抗战牺牲的,他是为了让咱们过上好日子牺牲的,他死的值得,你和弟弟妹妹要好好学习,长本领,长大了去抗日,和日本鬼子斗争到底,为你爸爸报仇”。父亲牺牲一年后我才知道,我最敬慕的父亲为国捐躯、壮烈牺牲和我永远分别了。坚强的母亲把悲伤和仇恨藏在心底,把一生的慈爱献给了我们,从此孤身一人抚养我们长大成人。她深信,孩子们能够延续父亲的革命理想和生命。她一直陪伴着我生活,直到1992年在幸福中逝去。

随后的两年里我的三叔徐宝壁、五叔徐宝珍也先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悲愤化做了力量,国恨家仇更激励和坚定了我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决心。父亲在“百团大战”中的英雄壮举以及英勇表现,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充分肯定,1943年11月,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指示,将部分烈士子女送往延安安置抚育,我是其中一员。党组织曾经两次派地下交通站的同志通过铁路通道护送我去延安,在河南省新乡到安阳之间,经平汉线(现在的京汉线),由于日伪军封锁太严,未能闯过封锁线到达延安而返回。

1945年秋天,抗日战争胜利了,我在四中也毕业了。先在博平县工商局后到县政府财政科工作,几个月后我报考了冀鲁豫日报社训练班。从此离开家乡,满怀理想,听从党的安排,奋斗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了一生,1988年离休。

我把我在抗日战争中成长的经历记录下来,也许对后人认识、记住那段历史有所帮助,让我们记住为拯救中华民族而献出生命的先烈们,只有这样才能继承遗志,继往开来。

永记国耻家仇民族恨,献身富民强国卫和平的伟大事业!

 

 

徐升之(88岁)口述徐立明整理

2015年8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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